ARK香港CEO潘青对话《灰犀牛》作者：正视风险是财富管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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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犀牛’理论的核心就是大家的反应，人们总是强调识别什么是灰犀牛，总是花心思寻找神秘莫测、新出现的灰犀牛风险。但灰犀牛早已在你面前。”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做35,000个选择，每个选择都意味着一份风险，每次风险都是一个选择，但是大家不会花时间思考……每个人的决策路径各不相同，我的建议是首先了解自我与风险的关系。”

  “我认为年轻一代需要与长辈公开讨论，了解长辈为什么想要保护资本，只有这样，上一代的想法才能传递到下一代，同时上一代需聆听下一代的想法，明白他们眼中重要的风险偏好。”

  日前，作为2025香港ARK Wealth新春特别峰会的演讲嘉宾，也是畅销书《灰犀牛》的作者米歇尔·渥克女士与诺亚控股CFO、ARK香港CEO潘青先生，根据“灰犀牛”的相关概念和框架，就资产配置中怎么样做风险评估，风险处理在财富代际传承中的重要意义等高净值客户关心的话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同时，米歇尔·渥克对于中国出海企业在特朗普2.0时代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她所长期研究的美国移民政策等话题也给出了独到的见解。

  比如为什么米歇尔·渥克认为洛杉矶山火事件也涉及到风险定价问题？后续还可能涉及到哪些系统性问题？

  在这次对话的最后，当潘总希望身为作家的米歇尔·渥克能够给大家推荐三本书时，出乎预料的是，她给出的答案不是具体的书目，而是一个建议，不妨多读些小说，了解不同的文化。

  这也让我们想到了在ARK Wealth峰会演讲时，当最后被问到2025年会将更多资金分配到哪里时，米歇尔·渥克也给出了一个有趣的回答。

  她说“我更关注的是如何分配我的时间。对我而言，经营自己的事业本身就是一种直接投资。”

  这位全球风险研究的资深专家再次强调：大家需要同时考虑财务资产，人力资产和时间资产。

  也许，对于投资者而言，米歇尔·给我们更大的启发是：清楚自己的“灰犀牛”是什么，能得到哪些支持体系？怎么样才可以结合自己的资金策略找到与之相匹配的投资策略，并搭建投资产品组合，以更好地应对变化和挑战，改善自己的反应。

  潘青年初美国的新闻牵动了全世界人民的心，洛杉矶山火让人痛心，希望我们大家能平安渡过难关。这不禁让我们想到您在书中强调的警示，您认为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是未来其中一个灰犀牛，特别是极端天气频发。

  但根据社会化媒体的各界讨论，人们似乎很关切或质疑政府对危机的反应，您可否分享关于人们如何回应灰犀牛危机的洞察？

  米歇尔·渥克发生的一切令人痛心。我的朋友在社会化媒体上分享了社区的照片，有一个朋友的社区只剩下两栋房屋尚存完好。他们自己失去了车库，不过房子还在。

  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是一个巨大的灰犀牛危机。我在写书的时候，气候变化是我想到的首要危机。这是我非常强烈的感受，现在加拿大、美国科罗拉多州、澳洲等世界各地都频发山火，情况不容乐观。

  这是全球性的危机，但某些特定地区正在遭受最严重的打击。我最近刚看到一则新闻，2024年全年平均气温已经高于气候协定的1.5度控温目标。我们已越过了很糟糕的节点，科学家认为未来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会从此加速演变。

  我说“什么？怎会是？”。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已然发生，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正快速演变，甚至是加速演变。这是一群灰犀牛快速逼近，灰犀牛群慢慢的开始踩踏，未来只会慢慢的糟。

  潘青我想这和您在书中描述的社会反应是一样的，大家认为危机会慢慢到来，却未意识到危机早已纷至沓来。

  米歇尔·渥克人们的反应各有不同。灰犀牛理论的核心就是大家的反应，人们总是强调识别什么是灰犀牛，总是花心思寻找神秘莫测、新出现的灰犀牛风险。

  我认为风险定价是一个问题。保险公司已看到这一点，他们撤出了加州和佛州，他们发现这些地区的理赔代价太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整个经济的基础就是风险转移，这也是保险的意义。如果无法转移风险、无法合理定价的话，金融体系也将不复存在。

  房地产亦是如此。很多人无法给房子投保，因为理赔被拒绝，他们没办法重建家园，因此房地产会遭受巨大影响。

  最终都会形成一系列连锁反应。你会遇到水患、干旱和火灾……这些会影响粮食收成，进而影响食品价格，这会引发系统性问题。

  怎么解决呢？科学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一定要减排，而且随着新技术的涌现，充分的利用现有和未来潜在的新技术，加快速度应用新技术。

  过去几年，美国为新技术提供了财政激励。中国也开始出台类似的激励政策。现在全球对关税和贸易问题争论不休，关于绿色、清洁、减排的新科技，我认为全球需争相降低关税，而不是增加关税。

  这也是教育问题，我小时候，家里有四个孩子，我爸爸是老师，妈妈在家工作，我们是个大家庭。家里人总说“你以为电力公司是我们家的吗”？“快把灯关了”，冬天就会说“把温度调低点”。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从小事做起。

  企业则能调整包装、发货、生产地址、原材料，可以在很多方面做出改变。政府则可通过适当奖励和惩罚来大幅减排，快速改善目前的现状。

  同时还需要抵御措施，出现山火时我们该怎么应对？出现灾难性洪涝时我们该如何应对？

  最近我看到一则新闻，很多大型炼油厂所在区域有很大的洪涝风险，这挺讽刺的。

  我们需要在很多方面做出改变，有些人已经开始行动，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在推动气候变化应对方案，但同时也有人竭力回避解决问题。

  潘青当时美国大选结果出炉，我立马想到ESG行业会受到重创，例如清洁能源。大家预测美国新政府可能重回传统能源开采的路径，这个预测不无道理。

  但有的预测很极端，认为美国会遏制中国电动车，限制中国先进的电动车出口到其他国家，中国电动车是高新科技和效益的典范，一台新车只需约十万元人民币。

  说到这里，您觉得美国新政府的政策会带来什么影响？在灰犀牛危机方面，或对世界经济带来何种与今日不同的影响？

  米歇尔·渥克希望我的判断是错的。我想，未来几年，环保型技术的发展会减缓。

  上届政府提供了激励，这些激励可能会被部分撤销。当然也取决于能否成功游说新总统，至少特朗普有一个支持者非常支持电动车，也许电动车仍会蓬勃发展。

  实在令人遗憾，拥有如此至高权力的总统，竟会选择不与世界人民并肩应对危机，这关系到人类的生存。

  所以对于新政府的气候政策，我并不乐观。但我知道部分共和党人对气候问题非常关切，这不完全是党派问题。

  特朗普的部分内阁任命提案已经遇到了阻力，希望这些阻力也会影响到气候政策，希望新政府能推行更环保、对全球更友好的政策，而不是我们之前听到的那样。

  清洁技术目前已有不少补贴政策，例如面向消费者的补贴，对房屋的全气候改善，例如把暖通空调（供暖和空调）升级为热泵等。这些方面都有补贴政策，而且很受欢迎，希望这些政策能得以延续。

  最近美国对传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许可政策存在巨大争议。希望特朗普反对风能的部分提案被驳回，希望我们所听说的只是他的虚张声势，希望他的虚张声势只是说给部分人听的。

  潘青我们服务的客户是中国高净值人群，他们很多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他们正处于企业国际化的阶段，您认为对于正在走向国际的中国企业或亚洲企业，在特朗普2.0时代应该注意什么？

  这要求企业必须完成供应链的立体化重构——既要实现制造基地的全球多点布局，更要看到就近生产带来的气候红利，缩短供应链碳足迹本就是ESG转型的必然选择。

  回想八十年代日本资本疯狂进入美国，最终的结果是日本汽车企业开始在美国建厂，这有助于缓解当时的危机。

  当然中美的情况更复杂，有很多人不希望中国来美国投资，但当时对日本的论调也类似，特别是房地产投资。但我认为投资他国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创造一种文化融合，这是一种双赢合作。

  有些人批评中国只雇佣中国工人，在非洲部分地区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孤岛。我认为企业有必要从这些的声音中习得经验。

  供应链的多样化有很多好处，对需要更多投资的国家是有裨益的，这样的投资有助于在当地创造就业、提高工资。

  贸易紧张的部分原因正是国家之间的工资差异，如果低收入国家可以提高工资，国别差异缩小，那么在他国建立生产基地的贸易摩擦就会减轻。我认为重新划分区域化是一件好事，既对文化友好，又对气候友好。

  潘青是的，您谈了很多关于供应链多元化在全球化阶段的重要性。我们实际上看到很多客户在全球化和使其供应链多元化，这不仅仅是为了产品上的标签，而是真正地在多元化的基础上转移生产。

  我认为全球化布局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决策，背后有很多个人因素的影响。在一个地方呆一周和呆几个月是有区别的，对个人也会产生影响。

  我有一点很好奇，美国之所以伟大，是由于移民文化。您从疫情开始，或从2008年开始，研究移民政策，能不能分享下这方面的观点？

  米歇尔·渥克我母亲就是比利时移民，她是三岁时移民到美国。我对移民政策很感兴趣，从从事这个行业早期就开始研究移民政策。我在德州上高中时，移民在当地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后来我搬到纽约，写了关于多米尼克和海地移民的书。

  我见证了9·11事件之后移民政策的明显收紧，所有新出台的规定和流程基本遏制了移民流入，所以我又写了第二本书《封锁》 讨论移民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这种政策风向在我看来就像足球比赛踢了个乌龙球，把球射进自家球门。美国这么做伤害的是自己，受伤害的是美国企业。

  这些政策也让美国丢失了全球人才，我采访过几位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本来回中国度假，返回美国却遇到困难，不仅因此失去了公寓，也失去了很重要研究项目的基金支持。

  米歇尔·渥克是的。在我看来，美国如此依赖移民，却又不欢迎移民？这是多么明显的问题。现在华盛顿老调重弹，我觉得可能重蹈9·11事件之后的覆辙。

  可现在的大背景是全球经济放缓，如果限制移民、威胁遣返，只会雪上加霜，导致通胀恶化，进一步放缓全球经济增长。

  我真的希望自己的这些判断是错的，我多么希望事态不会如此发展，但目前的论调确实是朝着这个方向在走。

  潘青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是一个商人。您认为他会支持投资移民吗？还是他会重新调整整个移民政策？

  米歇尔·渥克他（只是）在电视节目里的形象是成功的商人。我相信总有支持EB-5和H-1B签证的人能成功游说总统，让这些移民政策得以延续，甚至改善。

  当然我们都不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共和党内部对技术签证已经存在分歧，我想这些都会在议会中发起“拉锯战”。

  企业界也许会施加影响，硅谷的企业家们毕竟为大选和就职典礼做出了贡献，硅谷的意见可能会被认真对待。

  潘青现在我们来换个话题。我最近正在重读反乌托邦的经典书籍《美丽新世界》，您肯定听说过这本书。书里描述了技术高度发达的未来世界，让我不禁联想到现在迅猛发展的的超级技术，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您相信这些么？

  您认为企业在这些方面应该如何为未来做准备？会不会出现产品、生产、利润率背后的人类劳工因素大大降低的局面？

  米歇尔·渥克我在高中时期常读反乌托邦文学，看过很多包括奥威尔和阿尔多斯·赫胥黎的作品。我理解里面描述的未来很吓人。

  我也在和AI打交道啊，我有在探索如何把AI融入我的工作，经过思考和分析，我发现AI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好用。

  当然它在某些方面很有价值，例如在做翻译和经济研究的数据整理时，AI在有些方面可以提升人类的生产力。

  但也出现有些领域使用不当的情况，我听说很多科学期刊采用AI效果并不好，出现误将AI视为合作作者的情况。所以还需要很多方面的改进。

  我还发现很多企业谈起AI来颇有些时不我待的劲头。我其实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只是感觉用的仿佛当年炒作的热词，什么“全天然”、“全植物配方”。总之不过是一些宣传标语，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好在）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部分资本从大语言模型撤出，转而投资小语言模型。小语言模型的原始数据更加可控、来源具体而可靠。

  企业也会担心信息上传到某个不知名的机器人大脑，因此存在对隐私的担忧等诸多问题。

  很多人担心模型坍塌，即AI输入AI数据，就像是电视机里有一个电视机，里面还有一个电视机，模型最终因此崩溃，这些担忧如今都存在。

  很多人将AI热比作九十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各界投资热钱涌入，最终系统崩溃。

  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投资人试图推动闪电式扩张，一旦缺少低廉资本，企业马上崩溃，网约车就是最好的例子。

  经济发展放缓的大背景下，也更易出现各种问题。当水位下降时，就能看清水下的情况。

  我认为当前恰好是反思创造性破坏的好时机。我们要看到灰犀牛，同样要接受灰犀牛群的踩踏，偶尔摧毁现状也是最正确的解决方案。

  米歇尔·渥克我认为人类需掌握合理使用AI的技能。我和许多教育工作者一样，也会困惑和纠结。

  米歇尔·渥克我的原则是不能用AI写论文，但可以用AI翻译、分析数据或编辑，有时候我甚至会恳请学生掌握利用AI编辑功能。

  如果有学生用AI写论文，我其实能马上感知到。因为这样的文字通常很假大空，言之无物。我会告诉我的学生，这属于高二勉强及格（C-）水平的论文。如果你们要用AI写作，就只能拿到这样的分数。

  翻译功能也是一样，我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对有些学生而言，英文不是母语。我很乐见他们用AI工具翻译和编辑，这会提升他们的自信。

  潘青接下来聊聊投资，这也是我们峰会和对谈的主题。我们自成立之初便帮助客户做投资决策，在过去的23年中，我们帮助客户做财富配置，帮助他们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和未来的人生安排做出决策。我们的很多客户本身就是成熟的投资人。

  作为“灰犀牛”理论的提出者，您对投资决策方面有哪些建议，作为风险专家，您认为在风险评估方面有哪些常犯的错误？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做35,000个选择，每个选择都意味着一份风险，每次风险都是一个选择。

  但是大家不会花时间思考为什么我总是循规蹈矩，但我的朋友却是横冲直撞的风格？怎么我的表哥从一个技工那里听说某只股票要涨，就敢把半生积蓄全都投进去？

  在你的个人经历中，是否曾经在某件事情上亏过钱？是否曾经在上赚过钱？过去某段好的或不好的经历是否影响了对未来的判断？你的决策流程和习惯是什么？是否做过尽调功课？是否熟悉你即将投资的领域？你能否解释清楚投资的产品是什么？是否和投资的项目人交谈过，你觉得他们是否知道在做什么？身边是否有帮助你做出决策的支持体系？是否理性分析过风险决策？

  潘青您在书中写过，人们应该了解风险决策背后的因素。您也说过，群体文化和心理模式会影响人们对风险的反馈。

  您对亚洲文化有哪些洞察么？据您观察，亚洲企业家在投资或扩张商业版图时，有没有一些风险决策的典型模式？

  米歇尔·渥克的确有一些模式，但我不想形成一种刻板印象。我觉得还是需要具体事例具体分析。

  潘青我想到一个很小的例子，也算是中国企业家有趣的共性吧。我们习惯在微信上秒回信息，但我们知道微信和邮件不同，中国企业家出海后必须适应邮件的沟通方式，否则他们会不理解，对方为什么总是忽视我的信息，其实对方会在一个工作日内回复邮件。

  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家重视处理事情的速度，这是我观察到的有趣的文化差异之一。您认为这样的文化会不会对风险偏好产生影响？

  米歇尔·渥克我经常会提到风险的肌肉记忆。如果你习惯快速决策，那这就是你的舒适区。如果你习惯三思而后行，慢慢做决定，也会让你感到舒适。

  意识到自己的决策模式后，告诉自己不必再在头脑中反复推演，可以根据风险肌肉记忆快速做出决定。

  有一件事当时令我感到惊讶， 《灰犀牛》在中国一经出版，大家便立刻明白了我在说什么。相对应的是，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遭遇了很多。

  我的编辑第一反应是，“如果是很明显的危机，我们肯定能意识到。既然不是反直觉的概念，我们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我说“这太反直觉了，你甚至不知道这是反直觉的”。可以说当时出版的阻力很大。

  而当我来到亚洲，大家会对我说“你提供了一个渠道，让我们能够表达出心里早就有的想法”。

  我研究过很多东西方文化比较的理论，包括从系统思维与线性思维的角度。我也纳闷，我怎么会有亚洲人的思维方式呢？我的家人很早以前从奥地利和比利时移民到美国，我的事业起始于拉丁美洲和欧洲。

  每次我回到亚洲，我总能见到新事物，新的建筑、基建、想法、技术，总是令人大开眼界。所以我认为大家对变化习以为常，大家很愿意讨论真正的难题。这恰好与西方对亚洲的刻板印象相反，这是很有趣的现象。我希望看到东西方有更多的交流，更了解彼此。

  我也发现很多文化对事物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例如人们做事的速度有快有慢，偏好的人和风险也不一样，有些人能接受某种金融风险，有些人就不能，有些人能接受某种道德风险，有些人也不能。

  新冠疫情期间，各地对病毒的防控方式各不相同。我们看到不同的政策，有的要求戴口罩，有的不要求。群体中的反应也有差别，我一直观察各个国家的不同反应。

  不同国家对问题的认知有快有慢，响应速度不同，也有来自百姓不同程度的不满情绪。新冠疫苗上市之后，各地接种的安排也不一样。

  潘青如你所说，我们通常会依赖文化惯性和对于风险的肌肉记忆，特别是需要快速响应的时候尤为如此。我以前是审计师，当分析投资机会时，我首先会调查风险敞口，调查企业的真实性。

  最后一个问题，在帮助客户进行财富配置时，很重要的一项是财富传承，我们看到了很明显的代际传承趋势，从创一代传到创二代。

  我认为家庭财富能否长久传承的因素之一在于如何处理风险。如果您来运营一个新的家族办公室，您会怎么描述风险这块？

  米歇尔·渥克我觉得各代人应一起开诚布公讨论风险话题。每代人都是对应时代的产物，每代人面对风险的方式不同，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其侧重点也会不同，也会影响他们的风险偏好。

  我在撰写第二部《灰犀牛：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时，曾经采访过一个中美洲的朋友，他担任家族集团CEO的角色。

  在80年代、90年代初内战时期，他们家族75%的资产被国家收走，所以父母那一代更在意资产保护。但年轻一代看到了时代的变化，不想落后于时代，想尝试新的业务，所以代际之间的矛盾很明显。

  我认为年轻一代需要与长辈公开讨论，了解长辈为什么想要保护资本，只有这样，上一代的想法才能传递到下一代，同时上一代需聆听下一代的想法，了解他们眼中重要的风险偏好。

  通过开诚布公的讨论，了解彼此的风险偏好，才能得到一个多样化的解决方案，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大家有必要开诚布公地讨论，你为什么把所有的钱存作定期存款？你为什么愿意都投入到投机性的新技术里，毕竟没人知道这些新技术能否成功。

  然后试着找到适合各代人的财富配置方案。很多年轻人很关注影响力投资和社会企业，希望能为世界创造美好，凭借自己的力量解决某个地方的问题。我真的看到新一代在选择工作时会有这样的考虑。

  我希望老一辈的人要看到这一点，毕竟财富需要传递给年轻人，这是他们创造美好、为世界做出贡献的方式。

  所以我们该关注那些想要从事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的人，他们希望通过提供清洁技术来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教育、金融、医疗保健等渠道。他们都是在行善得福。

  不过我想到父亲的一位好友Bernard Rapoport，他是德州韦科的一位保险业企业家。我上高中的时候，他对我说过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我那时喜欢各种严肃纪实文学，他对我说，可以多读一些小说。

  我知道有些政府部门会找科幻小说作者讨论未来世界的样子。对于投资者和企业家，这也是个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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